毫无疑问，历史书写总会包含伦理上的针砭奸恶，可问题是，伦理判断乃是直书显义，而历史之道，存亡变迁之道，才是历史研究试图破解的秘密，才是历史的隐义，换言之，一种历史的历史性才是历史变迁的隐义，也是渔樵看破而不说破的隐义——笑谈也许有助于不与说破。
[40] 徐复观：《儒家精神的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徐复观全集·儒家思想现代社会》，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37页。是离经叛道，它悬置道统不好引经据典，摆脱理论思辩。
郭店楚简《五行》简45-46一段文字：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荀子•解蔽篇》亦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一切民族的文化﹐都从宗教开始﹐都从天道、天命开始，但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从天道、天命一步一步的向下落﹐落在具体的人的生命﹑行为之上。陆九渊强调人生修养必须就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者，即先明本心，收拾精神，自做主宰。徐复观明确指出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说是‘心的文化。
《天人之学述论》，见《庞朴文集》第一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4页。形而中学的方法是从两极到中介，执两用中。孔子果然在文武兼备的情况下以弱胜强。
在儒家影响下，中国文化形成了刚柔相济，文武兼备基本精神。今天，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儒家的现代转换仍然可以从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博大精深的内容和开放圆融的精神中吸收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未来，以集大成的方式完成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大飞跃。但是，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是什么样的宗教？怎么正确理解儒教的教？儒教已经成为历史遗产还是有必要复兴？是否能够复兴？等等，目前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仍然有争议，在这些争论过程中人们最常犯的毛病就是以二元对抗思维模式简单地以是与否来回答。死后谥号武，史称周武王。
并在自己诚敬仁爱之德中，不忍否定一般人所承认的鬼神之存在。具体地说，在在思想（理性）层面，以儒学为主体，向左吸收马克思主义，向右吸收民主自由思想，以及其他各种有益的思想，然后整合成新的思想体系。
孔门后学在处理与道、法的关系中，也以这种文化观为依据在争辩中求同，在求同中发展。孔子主张必须虔诚地祭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认为士人在承担了道的前提下还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推己及人，教化天下，使天下归仁。儒家思想体系以人文理性为主，体现为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等核心价值观，使儒家在历史上可以与外来的各种思想文化交流融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可以包容土生土长的、外来的各种文化成分，只要不使自身发生质变，都能心胸开阔，兼收并蓄，百川归海，不择细流。
对儒家三祭之礼，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倾向于无神论、非宗教化的如冯友兰、梁漱溟。在哲学方面，吸收道家的天道自然说，吸取《易传》与阴阳家的思想，吸取墨家的非命思想……总之，以儒为本，综合各家之长，建立了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开创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兼容各家思想的道路。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晋人束皙《补亡诗》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注云辑，和也。
《中庸》引孔子云：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所以可以说这不是宗教的祭祀。《国语·周语下》说文王质文，故天胙之以天下，文王质性有文德，故能得天下，希望后代也能这样。
揖让受禅，其圣德又尽善也。《礼记·杂记下》载孔子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周文王，本名姬昌，是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苟可以荐者，莫不咸在，示尽物也。华夏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祭祀的历史。
这都是孔子的文武之道及其教育实践。《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
最早见于《史记·游侠列传》：鲁人皆以儒教，后又见于《晋书·宣帝纪》：博学恰闻，伏膺儒教，《梁书·儒林传序》：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4]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处于转折、调整，也就是常说的转型时期，国人的尚武精神有所重振，但至今还没有回归到崇文尚武，文武兼备之道。
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孔子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学生，是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周王官学要求贵族子弟必须从小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其中礼、乐文武兼备，射、御属武，书、数属文。
后世有人解释这句话说儒者们自己不信神祇，而只用神祇来教育民众，是一种愚民术，这乃是极大的误解。[3]孔子不仅仅是教育学生的普通老师，孔子作六经不仅仅作为学生的课本，而是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两千五百多年来全民的导师，其编撰的六经也成为万世教科书。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武之道 儒家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礼记·祭义》载孔子学生宰我问孔子：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时，孔子回答得就更加精彩了，他说：气也者，神之盛也。孔子以存亡继绝的历史使命感，抢救并整理了濒临散失危险的上古文化典籍，同时，以此为教本，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教授弟子，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受命十一年，商纣王不顾虑财政，持续发动征讨东南夷的战争，已把商朝弄得国困民乏。
孔子推崇王道，以王道为理想，但并不绝对排斥霸道，在治国上注重宽猛相济。这是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最佳的教化方式。
但是，这些记录是珍贵的文献资料，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Immanent)。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
后多指人既有武功又有文德。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宗教意识淡泊，不觉有深究的必要。
不过由于其左倾的意识形态趋向，他对儒教的总体评价是负面的，但他对儒教这个概念的探讨，对儒教历史的梳理在学理上是有意义的。以人文理性为主，宗教为辅是儒家的本质特征。
称武帝、武王者，言其崇尚武力，长于攻伐，创下赫赫战功也。这说明圣人治天下是文武并用，恩威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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